會議召開的背景

 

中共九大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條件下召開的，有著深刻的國內和國際背景。九大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嚴重極“左”，對“文化大革命”的一套錯誤綱領、方針、政策給予了全面肯定，使全局性的“左”的錯誤繼續發展下去。

 

九大前的國內國際形勢

 

20世紀50年代后期，由于我國經濟上盲目冒進，經過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大躍進”運動，造成了國民經濟的嚴重困難，60年代初不得不采取符合經濟規律的調整政策。但在中央內部，對此出現了分歧。毛澤東擔心經濟調整中出現的諸如自負盈虧、自由市場、自留地和包產到戶等經濟手段會產生資本主義。這時的國際形勢也是風云際會，對我國的威脅加劇，特別是赫魯曉夫上臺后蘇聯發生的情況對中國的震動很大。怎樣才能在中國不至于出現蘇聯式的問題，是毛澤東長期思考的；“衛星上天，紅旗落地”是毛澤東最擔憂的。 

1962年9月，八屆十中全會后，毛澤東把社會主義社會中一定范圍內存在的階級斗爭擴大化和絕對化了。他把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中出現的分歧，定性為兩條道路的斗爭。他強調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于“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認為“被推翻的反動統治階級不甘心于滅亡，他們總是企圖復辟”。“階級斗爭是不可避免的。”這使黨在階級斗爭問題上“左”的觀點進一步系統化，為政治上“左”傾錯誤的發展，做了理論準備。

毛澤東所堅持的社會主義方向，在基本原則上是正確的，但在具體實現的途徑和方法上，出現了嚴重失誤。他把提出某些正確主張的一些中央領導人看成是搞修正主義、或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認為必須發動群眾加以批判、打倒，最終導致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發生。

從國際上看，從1962年開始，中國周邊不安全因素也在增加。如1962年發生了臺灣企圖襲擾大陸沿海事件、中印邊界軍事沖突以及新疆邊民外逃事件；另外，美國已經介入越南戰爭，中蘇關系惡化所帶來的軍事沖突可能性增加。鑒于此，黨對國際形勢的估計也趨于嚴重化。1969年3月2日，離九大開幕不到一個月，中國和蘇聯的邊防軍在黑龍江虎林縣境內的珍寶島發生武裝沖突。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九大政治報告對于國際形勢的判斷。

 

九大的準備工作

 

“文化大革命”爆發后，林彪、江青、康生等大肆煽動、造謠、蠱惑“踢開黨委鬧革命”，打倒一切的極左思潮泛濫成災，各級黨政組織基本陷于癱瘓狀態，全國陷入一片混亂之中。隨后經過所謂的“奪權”運動，全國各地建立了新的政權機構——革命委員會，被稱為“全國山河一片紅”，由此召開黨的九大也擺上了日程。

 

1967年10月21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關于征詢對“九大”問題意見的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門黨委根據毛澤東提出的“什么時候召開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如何準備這次大會的問題”，做好調查，并將調查結果和意見報告中央。11月初，毛澤東指出，文化大革命就是整黨、整團、整政府、整軍隊；黨要“吐故納新”；黨綱要修改。

 

1968年7月

毛澤東又提到召開九大的問題。10月，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在北京舉行，這次會議為九大召開做了比較充分的準備。全會通過了《關于第九次代表大會代表產生的決定》和《關于〈中國共產黨章程（草案）〉的決定》。10月26日，毛澤東審閱了《中國共產黨章程（草案）》（10月25日稿）。11月3日，《中國共產黨章程（草案）》（11月1日稿）印發黨內。

 

1969年2月2日

毛澤東審閱并批準了《中共中央、中央文革關于九大準備工作的通知（草稿）》。通知說：中央決定各省、市、自治區革委會，應即將本地區協商提名為九大代表的同志，集中到省、市、自治區革委會，座談和討論九大的準備工作。

 

3月9日

周恩來主持召開有各省、市、自治區，各大軍區負責人參加的九大準備工作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宣布準備工作會議的分組名單和任務。會議的主要任務是：討論部分省、市、自治區提出的調換某些九大代表方案，批準各地區、各單位提出的九大代表名單，九大開會的日期、主席團人數、名單和議程等。當時，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以至基層黨組織大都沒有恢復，2200萬黨員絕大多數還沒有恢復組織生活。與會代表當中的許多人都不是通過正常選舉程序產生的，他們或由革命委員會與各造反派組織負責人協商決定，或直接由上級部門指定。

 

3月27日

周恩來參加九大準備工作會議全體會議，說明在九大召開前要做的三件事：醞釀各組參加主席團的人員名單，討論黨章，討論政治報告。

九大的政治報告起草工作最初由陳伯達負責。1969年3月12日陳伯達寫的初稿經過討論后，毛澤東不滿意，后決定由張春橋、姚文元負責重新起草。后來，毛澤東對政治報告進行了多次修改。3月15日，毛澤東召集會議，討論國內外形勢和九大準備工作，初步確定4月1日舉行大會。毛澤東認為，八大設書記處，又設常委會，重復了。九屆中央委員會，書記處、常委會只設一個。所以，九屆一中全會選舉新的中央領導機構后，并沒有設立中央書記處。

 

會議召開情況

 

▲中國九大會場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共1512人。大會選舉毛澤東為大會主席團主席，林彪為副主席，周恩來為秘書長。大會預備會期間，毛澤東提出要總結經驗，落實政策，準備打仗。這三句話成為九大的指導思想。毛澤東主持開幕式并致開幕詞。他希望九大“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大會以后，可以在全國取得更大的勝利”。

▲毛澤東主持開幕式

 

 

九大共有三項議程：通過政治報告，修改黨章，選舉中央委員會。

林彪代表黨中央宣讀政治報告。報告分為八個部分：

?一、“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準備”；

?二、“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過程”；

?三、“關于認真搞好斗、批、改”；

?四、“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政策”；

?五、“關于我國革命的最后勝利”；

?六、“關于黨的整頓和建設”；

?七、“關于我國和外國的關系”；

?八、“全黨、全國人民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

這個報告以“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為核心，旨在為“文化大革命”作理論和歷史的論證，肯定文化大革命“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的一個偉大的新貢獻”。政治報告從充分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出發，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特別是八大以來黨的歷史在許多重要方面作了歪曲的總結，反而肯定了八大以后黨在指導思想上和實踐上的許多“左”的錯誤，恰恰把黨在八大以來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許多正確的思想作為“修正主義”加以批判。

報告對于當時的國際形勢，特別是“美帝”“蘇修”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的危險性，也作了估計，提出“我們要做好充分準備，準備他們大打，準備他們早打，準備他們打常規戰爭，也準備他們打核大戰”。

▲九大會議史料

 

九大黨章刪去了八大黨章的一些正確內容，在總綱中，強調“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強調“兩條道路的斗爭”，強調“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提出解決這些矛盾，要靠“馬克思主義的不斷革命的理論和實踐來解決”。九大黨章還取消了有關黨員權利的規定。在黨章總綱中，罕見地寫上“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違背了黨的組織原則，破壞了黨的民主集中制，這在黨的歷史和各國政黨史上都是少見的。九大黨章給黨的建設帶來了嚴重危害。

4月2日以后的討論中，在氣氛極不正常的情況下，充斥著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與“文化大革命”的高度頌揚。4月14日，會議一致通過了政治報告和九大黨章。自4月15日起，代表們開始醞釀、預選新一屆中央委員會委員、候補委員。

▲中共九大主席臺

 

 根據大會主席團秘書處提出的選舉辦法，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的總數不超過250人。但由于整個醞釀過程是在極不正常的情況下進行的，會議斗爭非常尖銳。在4月24日的全體會議上，經過無記名投票，選出中央委員170名，候補中央委員109名。在新當選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中，原八屆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只占19%。林彪、江青兩個幫派體系中的一批骨干和親信進入中央委員會，很多老同志和德才兼備的人卻被排擠在外。即使在這種情況下，在選舉中，有的代表仍然堅持原則，頂住壓力，將并非候選人的王稼祥、胡耀邦等人的名字寫在選票上。

 

會議召開的影響

 

4月28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九屆一中全會，選出新的中央領導機構：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副主席林彪。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由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康生、陳伯達5人組成。中央政治局委員21人，包括了林彪、葉群、江青、陳伯達、李作鵬、吳法憲、張春橋、邱會作、姚文元、康生、黃永勝、謝富治等12人。在新選出的政治局委員中，林彪、江青集團的骨干和親信占半數以上。陳云、李富春、陳毅、徐向前、聶榮臻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雖然仍被選為中央委員，但被排斥在中央政治局之外。

同日，新的中央政治局通過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副主席、委員名單和中央軍委辦事組成員名單：毛澤東任中央軍委主席；林彪、劉伯承、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任中央軍委副主席。黃永勝任中央軍委辦事組組長，吳法憲任副組長，葉群等8人為成員。中央軍委常委會實際由林彪等操縱下的軍委辦事組所取代。

黨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合法化，九屆一中全會加強了林彪、江青兩個集團在中央最高領導層的地位。此后，這兩個集團又圍繞政治權力展開了激烈的爭奪。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指導方針都是錯誤的，在黨的歷史上沒有任何積極作用。

九大并沒有像毛澤東所預想的那樣，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相反，由于思想上、政治上“左”傾錯誤的發展和組織上的嚴重不純，實際上是潛伏著更深的危機，醞釀著更加復雜尖銳的斗爭。此后，林彪集團和江青集團為了奪取更高的權力走上了不歸路。

歷史已經證明，“文化大革命”嚴重脫離了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中國的實際，嚴重偏離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迫切要求，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是錯誤的。在此大環境下召開的中共九大，不可能承擔起應該承擔的歷史任務。